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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经济学必须走向抽象,经济研究在中国要更加职业化

核心提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金融界网站讯9月12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国内外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金融界网站讯 9月12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国内外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围绕“当代经济学在中国”这一主题,展开讨论。金融界网站记者亲临现场进行直播报道。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这一主题发表主题演讲。张军表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在中国必须要走向抽象,必须要走向这个理论,因为这是对经济学科、对人类的知识有贡献的唯一的渠道。”此外,张军老师还表示:“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职业化,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把经济学当成他的职业,而不完全去做政策,不完全去做咨询,所以他还必须变得更单纯,所以我们经济系还必须变得更加天真,经济系的教师们大家要更加天真,就是大家非常简单的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寻找更好的理论,我觉得要有这样的转变。”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张军:非常荣幸,韦森和夏斌两位经济学界的同仁发起这样一个基金会,我觉得这个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上一个板块大家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怎么样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初始的条件,我觉得这些我都同意。HansMichaelTrautwein教授和TerryPeach教授也都谈到,他们两位来自英国和德国,他们自然的谈到经济学太理论。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倒过来,因为我们这个板块是谈经济学在中国。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状况是太不理论,太没有理论,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统计上看,最近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关于中国经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在国际上的统计,其实只有不到30%的论文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换句话说,2/3的论文作者是在中国以外,我觉得这个现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跟其他的很多国家不同的地方,比如你到东南亚,比如你去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你如果去访问他们大学的经济系,你会发现他们经济系高度专业化、高度的理论、高度的抽象,这个跟中国目前高校里面的经济学院和经济系的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去俄罗斯,我们去东欧的一些国家,曾经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经济体,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受,就是它跟我们很像,或者倒过来说我们跟他们很像。我去过很多次俄罗斯的高校,你会发现他们的经济学院跟我们非常像,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家研究的范式比较接近,因为处于转型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比他们还要快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中国经济研究状况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经历这样的转型。所以导致我们高校里面,从事经济研究的队伍里面,尽管我们这些年不断的在演进,一些受过很好训练的年轻学者,但是它的存量部分这个比例还是很大。

  所以,总体上,如果我们到北欧,哪怕我们到东南亚的国家,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他的经济学通常情况下没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色彩,所以很多人会更多的关心非常经验的东西,关心很多政策的讨论。所以今天在我们大学里面,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我觉得这个状况简单的讲就是理论研究不够。所以刚才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倡导经济学多元化,我想这都没有问题,他们批评的是经济学在他们那里太抽象。这个也反过来告诉我们,我们转型的经济学科来讲,我们现在理论不够。

  九十年代以来,差不多20年时间,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进步最快的是经验研究,但是理论研究我觉得远远的滞后。所以,前面大家批评的这些公理的东西、概念化的东西、模型,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的短缺,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目前碰到的很大的,我想这个困难大概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对政策的需求不断增长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想在从事经济研究的这些理论工作者,可能他受到更多的关于政策方面的引导,需求的引导、需求的驱动,所以他反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怎么样抽象到这个模型和更理论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在中国必须要走向抽象,必须要走向这个理论,因为这是对经济学科、对人类的知识有贡献的唯一的渠道。

  目前,中国只有20年的经济学的转型,当然我们很难预测说他未来转型的曲线会不会偏离掉,很难预测。我们希望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经济学研究的转型,经历这样一个大家比较多的关注政策,比较多的关注经验研究,最后能够慢慢的在理论层面上作出很重要的贡献。

  最近,我到英国去参加一个会,碰到做管理的一些人,他们在讲到中国创新的问题,概念上大概做了一个区别,我觉得也比较类似我们现在在社会科学里面转型的路径,因为中国现在看到的过去十几年,很多企业在从事创新,但是这个创新跟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创新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给了两个概念来区别这两个现象。第一个概念叫全新的以前没有的创新;第二种,他们觉得中国大多数企业目前做的创新,包括华为的累加式的芯片,包括小米,他觉得更多的是再造。但是这种再造到全新的创新是不是必然,这个现在我们不能回答。

  我们说目前原创的东西在中国还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大量的做了研究,这些研究我不是说不重要,也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仅仅停留在经验研究上,未必能得到对经济学有更大的贡献,林毅夫说得很对,经济学要跟经济现象的发生相关。我觉得他真正的贡献不仅仅要相关,而是说在这个相关的现象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提炼出可以不断演化的理论,这个可以被人类来共享,它可以改变一些初始条件,它可以推导出适合具体的国家情形的结论等等。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个经验研究基础上,能够再跨上一步,我觉得这一步可能对中国经济学来讲,从未来发展方面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大家对做理论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我知道年轻一代,包括我们引进了很多海归回来,实际上大家还是热衷于做经验研究方面的东西,我希望经验研究对做理论的研究有一个正面的推动,我想这个中国还是很有希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最后想说的是,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职业化,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把经济学当成他的职业,而不完全去做政策,不完全去做咨询,所以他还必须变得更单纯,所以我们经济系还必须变得更加天真,经济系的教师们大家要更加天真,就是大家非常简单的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寻找更好的理论,我觉得要有这样的转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科斯讲过中国有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应该在经济学上对人类有重大的贡献,我非常同意林毅夫说的,现在是一个值得我们观察中国经验最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直接跳到理论,不能对经济学作出贡献,所以经济学的贡献需要我们在观察的基础上想理论。

  大概不久由上海书评会发布我跟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期权定价的发现者,迈伦斯科尔斯,跟他的长篇对话,我没有跟他谈金融,我是跟他谈怎么发现这个公式,因为这个公式被斯科尔斯收录到他的一篇文章里,成为改变人类社会的17个方程,这是唯一的社会科学被发现纳入到17个方程的重要的公式。那这个公式他怎么发现的,我觉得这点非常令我感兴趣。从这个里面我就感觉到,我们当下缺少的其实是更单纯的年轻人,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基于更重要的经验来写出最简单的、最抽象的理论,所以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经验,我觉得缺少的是更抽象理论的发现者。

编辑:吉林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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